彭门学记

王新刚

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有缘投于彭树智先生门下为徒，实为人生一大幸事。然而，我两度师从于先生，且又是先生最后一届硕士生，时至今日仍有幸当面领受先生教诲，其缘之深、其幸之大，一句“人生一大幸事”又岂能涵盖。

一、初入师门识先生

初识先生是在1987年秋。当时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课程，我去旁听。由于本科所学专业是英美文学，史学知识极度缺乏，浑然不知何为史学，何为中东研究，先生讲授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。但是，课堂上先生儒雅的风度，课间简短对话中先生的和蔼可亲，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、仿佛发生于昨日般清晰的印象。

次年，先生兼任中东研究所所长，从此与先生有了近距离接触。先生到任后，时常勉励所里青年积极进取。1989年我赴巴基斯坦访学前夕，偶遇先生提及出国的事，先生嘱咐道：巴基斯坦是我国友邦近邻，印巴关系历史与现实复杂多变，与刚结束苏联侵阿战争的阿富汗，民族、宗教联系紧密，其自身政治、宗教等也动荡不定，要多关注其历史及现实问题。回想起来，先生是在为我指出一个潜在的科研生长点，可我并未完全领悟先生的用意，巴基斯坦之行成为我唏嘘不已的沉默成本。1990年归国后不久，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，基于中东地区是国际热点集中的地区，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，但又普遍对中东缺乏必要的知识，先生主编了《中东国家与中东问题》一书。我承担了部分撰写工作。交稿后数日先生与我面谈。展开书稿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，几十页书稿中，几乎每一页都有少则三五处，多则十几处修改，包括标点符号的修改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先生将删除部分又亲自撰写了两页半文字予以补充。未能完成好先生指派的任务，我深感愧疚。但是今天看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正式出版著作的写作工作，在学史治学的起步阶段竟有幸得到先生的指点，这令我至今仍感慨不已。

一个在史学殿堂外蹒跚学步的青年，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了先生的身边，来到了中国中东史研究的殿堂前。1993年在学长及同事鼓励下，我报考先生的硕士生，在彭门之外徘徊数年后，终于入门为徒。更为庆幸的是，这是先生招收的最后一届硕士生。